1938年5月20日，中国空军长途奔袭日本本土。只不过，当时中国空军投下的不是炸弹钱掌柜，而是百万传单。
抗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时期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生活》杂志称赞他为“先于美军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1942年，美军空袭日本东京，从天而降的炸弹落在日本首都的土地上。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此次空袭前4年，中国空军就曾长途奔袭过日本本土。只不过，中国空军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百万传单。
中国空军为什么选择1938年远征日本？为什么没有使用炸弹，而是留下了世界航空作战史上绝无仅有的纸弹轰炸？80多年后，重新审视尘封的史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曾经国力孱弱的无奈，更是参战者的义无反顾、智勇双全的抗战气概。
1938年5月21日《新华日报》对纸弹轰炸的报道。
“同归于尽”的短暂胜利
1938年5月8日，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空军飞倭示威之宣传，须早实施，使倭人民之所警惕，盖倭人夜郎自大，自以为三岛神州断不被人侵入。此等迷蒙，吾必使之觉醒也。”
远程跨海，轰炸日本，蒋介石日记中所期待的是一个充满风险的空袭计划。彼时，东南沿海的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大城市均已陷落，东征日本，需要穿越日军严密的防空区，随时可能遭到日军飞机的拦截。更严重的是，早在1937年年底，中国空军的精英力量就几乎被消耗殆尽。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在上海点燃了新的战火。面对日本空军肆无忌惮的狂轰乱炸，诞生不久的中国空军奋起反击。8月14日一整天，中国空军先后出动了9批76架次战机，轰炸日本驻扎在上海的司令部、仓库、码头以及兵舰。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眼中孱弱的中国空军竟敢来袭。当天下午，日军就展开报复行动，派出2批18架轰炸机，每架携带2枚250公斤的炸弹，从中国台湾的日本空军基地飞向大陆，企图轰炸浙江笕桥机场和安徽广德机场。
不料，气势汹汹的日机在广德机场战果几近于零，而在笕桥机场，日机不仅没能得逞，还遭到了侵华以来的首次惨败。这天，笕桥机场风雨交加，乌云密布。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正带领着空军4大队21中队从河南周口赶到这里。刚落地不久，不少飞机尚未来得及加油，警报响起了：诸暨上空发现敌机。冒着燃油耗尽的危险，飞行员们即刻升空，向着敌机的方向冲去。
这些几乎从未打过实战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就这样开始了第一场突如其来的空中搏击。
中国空军的运气不算差。或许是过于轻敌，或许是天气影响，日军没有像正常情况那样派出战斗机为轰炸机护航。轰炸机原本是六机一组，互相掩护，但由于云层太厚，各机只能单独飞出云层，寻找投弹目标。于是，日机完全丧失了编队优势，一架架落单的轰炸机纷纷暴露在中国空军面前。很快，大队长高志航和分队长谭文首开记录，共同击落一架日机。
不到30分钟，空战结束，战果让所有人大吃一惊。据日本第一联合航空队战斗详报记载：当天从台北出击的九六式轰炸机有18架，安返14架，失踪2架，重伤损毁2架。没有返回的4架轰炸机中，有3架被击落于笕桥机场，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无一被击落！唯一不幸的是第4大队21中队的刘树藩重伤不治而殉国，但并非被日军击中，而是因匆忙起飞时油料用尽，飞机失速撞毁所致。
次日，不甘失败的日军再次出动，60余架飞机奔袭杭州、曹娥、南京等机场。结果又被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一顿迎头猛打。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记载了这天的战绩：第9大队在曹娥上空击落敌机4架，第4大队在杭州上空击落敌机16架，并协同第3、第5大队及航空暂编部队在南京上空共同击落敌机14架。16日，胜利仍在继续，再次来袭的日机又被击落8架。
短短3天，中国空军就击落日机40多架，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直接参与此战的日本第一联合航空队下辖的鹿屋航空队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本以为“不存在”的中国空军，竟然甫一亮相就如此强势！巨大的耻辱面前，联队长石井义将大佐不得不剖腹自杀。
然而，这样让人扬眉吐气的胜利实在太短暂了。
1937年，中日两国的空军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日本公开宣称其军用飞机已达2000架，而中国截至1937年7月，仅有落后陈旧的346架作战飞机；日本的航空工业可以保证持续制造新的飞机，而中国所有的飞机甚至零件几乎全都来自国外采购，完全没有批量生产飞机的能力。并且，全面抗战爆发后，英、美、法等国家以“中立”为由拒绝出售飞机给中国。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飞机一经损耗，短期内无法恢复。正因如此，短暂的首战告捷后，中国战机的数量越打越少。以高志航所在的第4大队为例，7月共有战机28架，9月下旬已经锐减至8架。到了1937年底，整个空军的主要作战飞机几乎已经损失殆尽。
不仅是战机，飞行员的牺牲和消耗更惨烈。在笕桥航校旧址，有一块石头刻着飞行员们80多年前的誓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这句誓言，是飞行员们命运的真实写照。同日寇空战一年，包括高志航在内的空军“四大天王”陆续以身殉国：1937年10月，刘粹刚阵亡，时年24岁；11月，高志航阵亡，时年30岁；12月，乐以琴阵亡，时年23岁；1938年2月，李桂丹阵亡，时年24岁。
远征日本，就是在这样近乎绝境中的反击。
笕桥航校学员在誓言前留影。
绝境反击，“爆击敌国”
1934年，蒋介石在《国民与航空》一书中设想空军远征的意义，“能不顾虑陆海军，一开战就深入敌国的中心地，把敌国的都市化为灰烬，把敌国民陷入于恐怖饥饿之中。同时，又断绝敌军对于战场军需品之供给……爆击敌国的首都，为现代战略上所必采取的手段。”
“爆击敌国的首都”，只是尚无明确目标指向的战略描述，两年后，变成了直指日本的国防作战计划。1936年底，国军参谋本部制订的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包含了甲、乙两种方案，甲案为“应以全部重轰炸队，于上海附近根据地，袭击敌之佐世保与吴军港，以及其国内空军根据地及其重要城市，俾获得我空军行动之自由。”乙案为“应以全部重轰炸队，以广德为根据，袭击敌之资源地、海陆空军根据地，如东京、大阪、横须滨、佐世保军港，辽宁兵工厂、台湾敌之空军根据地等，俾获得我空军空中行动之自由。”
计划很宏大，现实很残酷。别说重型轰炸机，彼时的中国空军连普通作战飞机质量都参差不齐。第3大队的飞行员高庆辰这样描述，3大队“一个大队就有三种不同的飞机。那时的飞雅特（一种意大利飞机）已经老旧，而它的液凉发动机，夏天里刚一飞，水就开了。为了想多散一点热，连散热器外边铝皮上的油漆也被刮掉了。”“为免在地面滑行道跑到头的一段距离将水烧开了，凡是当班警戒的飞机，一早就用人力将之推到跑道头，飞行员坐卡车去上飞机……”
轰炸日本，当然不能指望这些五花八门的老旧飞机。蒋介石把购买远程重型轰炸机的希望寄托于苏联。1937年8月20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一日，时任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便接到蒋介石密电：“沈德燮处长想已到莫，请兄介绍其与俄政府洽商飞机交涉，现最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双发重型轰炸机100架。”9月，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苏联洽谈军事援华问题时，同样收到蒋介石的密令——务必购买可以用于轰炸日本的重型远程轰炸机。
苏联却只愿意提供给中国6架重型轰炸机。10月，区区6架图波列夫TB-3从苏联飞抵兰州。TB-3是苏联1930年开始研制的重型轰炸机，航程2000千米。不过，1932年首批10架TB-3刚一交付，就被发现发动机散热器均有泄漏。数年后，这些外形庞大的飞机投入战场，因作战效能一般，很快退出了战斗一线。
但TB-3对中国而言依然是难得的远程轰炸机，经过在兰州的1个月强化训练，11月30日，5架TB-3由兰州经汉口飞南昌，加紧临战训练，准备一举轰炸日本后方。不幸的是，空袭行动还没正式提上日程，就先遭遇了日方的空袭。原来，日寇得知中国在南昌有重型轰炸机，想要除之而后快。12月13日，日机空袭南昌，5架TB-3当场被炸毁2架，炸伤3架。TB-3庞大的体形目标太过明显，反而成了短板，3架TB-3经抢修后，被迫重返兰州，保存实力。后来，由于数量有限、备件缺乏，残存的TB-3竟再也没有担当过任何战略轰炸任务，只作为运输机虚度余生。
而轰炸日本的重任，最终被交给了美制马丁139WC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速度堪比当时的战斗机，是世界上第一代同类型飞机中的佼佼者。1934年正式提供给美国陆军航空队使用，代号为B-10B，1936年获准外销，代号为139W，字母“C”代表出口中国。当时抗战还没有全面爆发，利用民众捐款，国民政府向美国马丁公司订购了9架139WC。
马丁139WC轰炸机
1937年，9架飞机陆续抵运中国。中国空军如获至宝，立即将飞机编入第8大队直属的第30中队，人称“马丁中队”。马丁中队的飞行员可谓优中选优，基本都是中央航空学校（即笕桥航校）前3期毕业生，就连普通队员也多数在其他飞行部队担任过小队长。可惜，先进的战机抵挡不住日寇肆虐的炮火，仅仅到1937年10月，已有4架马丁轰炸机殒命，人机俱损的马丁中队无奈被撤销，残存的几架马丁轰炸机则被划归第14中队。
14中队是一支国际飞行中队，主要成员是美、英、法、荷等国的志愿飞行员，指挥则是航空委员会美国顾问陈纳德。不同于抗战后期声名显赫的“飞虎队”，这支“外援队”不如说是自由散漫的杂牌军。他们签了合同，拿着高薪酬，执行任务却拖泥带水。就连陈纳德都说：“国际飞行中队最大的麻烦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特别是在汉口，有一条臭气烘烘的大街，人称‘破烂街’，周围居住的主要是开酒馆的，卖鸦片的，还有妓女。国际中队的几个尖子飞行员却把那里当成了他们的基地……他们完成过几次轰炸日军在华北的铁路运输枢纽的任务，成功地炸毁过几座桥梁，但是有些军事机密也常常通过破烂街传出去。”
起初，航委会还曾希望由“外援队”承担远征日本的任务，但外籍飞行员觉得风险太大，很可能有去无回，狮子大开口要出了一人10万美元报酬的高价。航委会当然不答应，价格高昂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张口就谈报酬的外籍飞行员显然没有赴汤蹈火的勇气和热血，万一遇到一点波折就半途而返，岂不是得不偿失？
重任最终还是交给了中国自己的飞行员。
不投炸弹钱掌柜，改投纸弹
徐焕升
徐焕升，上海崇明人，1908年出生，时年30岁。他毕业于中央军校第6期交通大队，后入选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先后赴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意大利空军专校深造，1934年学成回国后，先任中央航空学校教官，不久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七七”事变后，才从侍从室调至空军大队。
得知轰炸日本的秘密任务，徐焕升主动请缨。苏州老人居亦侨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武官，他晚年回忆：1938年春末，年轻的空军队长徐焕升“请我向大本营传递消息”，请求“这件事由他来完成”。
徐焕升见到了蒋介石，如愿以偿地成为这次任务的队长人选。航委会又调来了第8大队19中队副中队长佟彦博等7名飞行员，共同组成了远征日本的特别轰炸中队。
远征飞行员
为了便于行事，徐焕升同时被任命为第14中队队长，而他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夺机。中国飞行员驾驶中国自己购买的飞机，为什么还需要“夺”？说来可能难以相信，当时仅剩的4架马丁139WC轰炸机都编在第14中队，纪律涣散的外籍飞行员似乎已经习惯了掌控这些最先进的战机，要从他们手中无条件收回139WC，并非易事。
据航空史专家陈应明在《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一书中介绍：“在决定夺机之后，徐焕升便常常穿着长袍无所事事地在王家墩机场跑道上闲逛，让外籍队员以为他很少执行空勤任务，解除他们的戒心。1938年3月16日，中方制造了一次假空袭警报，命外籍飞行员将马丁139WC飞四川成都，徐焕升也混在其中1架马丁的后座上，外籍飞行员还以为他是搭便机办事的。飞机一到成都凤凰山机场，外籍人员离开机场后，徐便立即布置地勤人员抽出飞机上所有余油，派出卫兵站岗，任何人不得接近。”
外籍飞行员发现后，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有人甚至愤怒地拔枪相向。最后，徐焕升只好留下一封信，以书面形式告知洋人：
马丁轰炸机由本人负责接管，这个命令已由汉口的航委会下达。原本今天下午我正准备到你们的住处告知此一命令，但你们却以粗暴的态度对待我，甚至想要揍我！因此我无法向你们言明此事。
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下来，我个人非常钦佩诸位，因为你们协助我国从事抗战，但希望你们不要掏手枪动粗……
不久，军纪涣散的国际飞行中队被解散，这封信则随着美籍飞行员吉本（Elwyn H·Gibbon）回到美国，最终被收藏在圣地亚哥航空航天博物馆内，成为这个历史插曲的见证。
徐焕升接手飞机后一检查，才发现问题真不少。仅剩的4架马丁139WC，没有一架完好无缺。没有备件，只好拆下问题较多的两架飞机的零件，东拼西凑，终于凑出了另两架相对完好的战机。
马丁139WC的航程约2000公里，虽然已属远程轰炸机，但若按《国防作战计划》乙方案，空袭日本东京、大阪等地，航程依然差得太多。即便以新选定的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为目标，从沿海的宁波机场起飞，飞到八幡市也要980公里，一个来回就是1960公里。考虑到在日本停留投弹的时间，以及中途多半会遭遇日军的阻挠或袭击，尤其是返程如遇追击就无法在沿海机场着陆加油，马丁机大概率会有燃油耗尽的危险。
为了保证航程，远征队决定把两架轰炸机的一个炸弹仓改装为副油箱。可是，如此一来，载弹量就更少了，每架轰炸机只能装不到1吨炸弹。千里迢迢跨海东征，难道就只投下这么点炸弹吗？万一没炸中目标，岂非功亏一篑？就算轰炸顺利，又能起到多大的震慑效果？
中国空军决定改变策略，不投炸弹，改投纸弹——政治传单，以唤醒日本民众反战的觉悟，对日本统治者来一次前所未有的“狠狠的精神打击”！
这个计划最初是由何人提出，已经无从得知。总之，蒋介石同意了这个方案，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还美其名曰“人道远征”。
1938年3月，全新的《空军对敌内地袭击计划》定了下来。空袭时间定在当年5月中旬，为了缩短航程，从浙江的宁波、诸暨机场起飞，目标定为日本九州的佐世保军港、八幡市等地，使用武器则是上百万份政治传单。
制作纸弹的任务交给了国民党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果，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一个军事部门，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在周恩来的号召下，这里汇聚了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洪深等文化艺术界名流。名家荟萃，抗战宣传工作风生水起。接到制作纸弹的任务，三厅迅速行动起来，撰写了《告日本国民书》等多种传单，活跃在中国的日本反战同盟也凭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一桩真实事》两种传单。定稿后，统一请日本友人、反战作家鹿地艮翻译成日文。曾任职于第三厅的湖北省政协原常委钱远铎回忆：“这批宣传品是我送到航空委员会的。宣传品内容，主要是唤起日本人民和日本有知识的官兵共同反对侵略战争，有传单、有小册子……我送了好几次宣传品去，每次都是几十万，都是将传单和小册子一扎扎地扎起来，便于空投。”
厉兵秣马，留下遗书
安全起见，远征任务的时间定在了夜里。夜间越洋长途飞行，今天看来似乎不难，但对当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绝对是个挑战。
就拿夜航起落设备来说，大部分机场完全没有任何夜间设备。淞沪空战时首次在夜间率机轰炸上海日寇的龚颖澄，这样描述机场的简陋：“起飞的灯，我们用车灯，暗黑里的场边，又怎样去表明呢？我们就点了几盏马灯。假使从东向西起飞的，那么灯车放在机场东边，另外的马灯就放在西场边……我们就在这种环境当中做了几次夜间工作，来引导飞机起降。”
至于现代飞行习以为常的通讯导航设备，当时更是中国空军最弱的一环。驱逐机几乎完全没有通讯设备，飞机上天后，主要就靠地形地物来辨识方向，一旦遇到恶劣天气，就只能靠指南针外加运气了。龚颖澄就在日记中记录过差点迷航的经历：“出兰州即穿至云端，沿途乌云密布，依余推测待抵成都上空时，仍将无空隙可供穿云，决定偏飞东南，拟绕道简阳或遂宁转成都，待穿下云层，却发现不知身在何处，心头一阵紧张……见一河流，继之遇一大城，复发现一机场，不觉大喜，此时已飞行约三小时许，当即落地，下机方知系宜宾叙府城。”
与多数飞机相比，进口的马丁轰炸机上有通讯及导航设备，但是没有定向仪，并且本土的地面通信与导航设备也过于简陋，长途飞行时，地面几乎没有可供联络的配套电台。为此，航委会专门与中德合资的欧亚航空公司洽谈，从其容克斯Ju-52运输机上卸下定向仪，再改装到马丁轰炸机上。地面上，则专设了至少七座导航用无线电台，新建了以汉口到南昌、衢州至宁波为主，以长沙、温州、丽水为辅的双套通讯网络。此外，中国沿海各地的民用广播电台，也都预设了紧急呼叫信号和联络密语，以保障整个行动不会有迷航的困扰。
这边修复机场、改善设备，那边是飞行员紧锣密鼓的秘密集训。成都，凤凰山机场，8名飞行员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盲目飞行”训练——也就是在没办法看清外部环境的情况下，通过观察仪表盘、依靠自己的飞行经验来判断飞行状态、确定飞行位置。这种飞行技术是夜间航行、海上航行必备的，但在此之前，中国飞行员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能夜以继日，苦练不停。
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训练，1938年5月，根据训练情况，执行轰炸任务的两个机组人员分工最终敲定：长机1403号机组由徐焕升为正驾驶，苏光华为副驾驶，刘荣光为领航员，吴积冲为通讯员；僚机1404号机组由佟彦博为正驾驶，蒋绍禹为副驾驶，雷天眷为领航员，陈光斗为通讯员。随后，这两个机组飞往汉口王家墩机场待命出击。
没有人知道，壮士一去是有去无回，还是圆满回归。通讯员吴积冲在给妻子的遗书中写道：“一个人无论怎样长寿，终归要死的，当我找到一个值得死的时候，享尽天年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远征队队员中最长寿的陈光斗，2018年与世长辞，晚年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否写过遗书，刻在这位百岁老人脑海里的是：“危险那个时候不会考虑的，不在乎，冒险犯难，应该做的，没考虑过危险。只要有任务就觉得很光荣，能够参加就是光荣，没考虑生死的问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要等待一个好天气的到来。虽然突击训练了“盲目飞行”，但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飞行员仍需要皎洁的月光来照明，方便他们目视导航、发现地面目标。然而，5月的长江流域正值梅雨季节，天气变幻莫测，中国又没有日本本土的气象资料，领航员只能逐日抄录东亚各地的气象报告进行分析推测。如此等待了数日，好消息一直不曾出现，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谁也不知道继续等待下去会发生什么。徐焕升等人干脆直接乘飞机到最前线的基地宁波，依靠经验从当地直接观察、推测东海洋面的天气变化。
5月19日，农历4月20日，圆月很快就要变成下弦月，这就意味着月光将越来越弱，月亮升空、照亮大地的时间也将越来越晚。如果继续等下一个圆月，那就得一个月后。1403机组的副驾驶苏光华的女儿苏婉回忆，“一直等到5月19日，虽然天气不甚理想，徐焕升队长仍不顾一切，毅然电告汉口，在黄昏前，将出动执行任务的两架飞机飞到宁波机场。”
这天下午，2架马丁轰炸机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先向南直飞以避开长江沿岸日军的耳目，然后转经南昌、衢州，于傍晚时飞抵宁波栎社机场。飞机加满油，队员抓紧最后的时间休息，出征的一刻终于要来了。
“万吨炸弹随时可至”
当晚11时30分，一声令下，徐焕升等人驾驶着两架满载传单的马丁轰炸机秘密升空。为了保密，地面上连送行的人都没有。起飞到达东海上空后，机组人员迅速熄灭机内灯光。为防止被舟山群岛的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远征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才向着日本九州的方向飞去。
与此同时，为了掩护远征，通信部门故意把一些空军准备出动飞机支援津浦线作战的情报透露给日军，其他空军大队也频频出动。日本空军果然上当，着力加强了华北空防，暂时放松了对东南沿海的空中控制。
远征队飞临东海上空时，被游弋在海上的5艘日舰发现了，敌舰灯火通明，探照灯频频向深沉的夜空照射，紧接着高射武器一齐对空盲目开火，一时弹光四射，枪炮声大作。不过，警惕性不高的敌人显然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正在进行一次不同寻常的空袭行动，只是机械地做出了反应，一通乱射并未击中目标。待两架马丁轰炸机躲进云层，机组人员沿着既定航线继续前进，枪炮声就渐渐消失了。
5月20日0时35分，徐焕升发回密电：“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飞机在黑暗中前行了一个多小时，云层逐渐稀疏，两架飞机拉起机头，跃居云上，皎洁的月光顿时照亮了机舱。
凌晨2时20分，夜空中出现了地平线，空勤人员赶快查证航图，认定那就是日本九州。2时45分，飞机抵达九州的重要城市长崎。这座城市是侵华日本空军的重要基地，聚集着军火工厂、海军基地等重要军事设施。然而，不知日军是过于轻敌，还是将所有的军队都投入了侵华前线，长崎市灯光点点，丝毫不见战时防空的紧张氛围。地面对空电台顺利接到远征队发自敌国上空的电报：“已到达日本上空，开始散发传单。”1938年5月21日的汉口《大公报》写道：徐焕升“先环飞一周，侦明情势后，即指挥各机整顿阵线，鱼贯低飞，乘街灯明晰之际，迅速向通衢小巷遍发传单。”
陈光斗是通讯员，也是“投弹手”，他将尾舱内的麻袋搬出，一点点从舱板下的方形射击孔投出，“飞机下面有个洞，没有什么自动投弹装置，凭两只手把传单拿出来往下丢。”
就在传单纷纷扬扬地飘向日本的大街小巷时，1403号机出意外了。副驾驶苏光华和通讯员吴积冲一起搬卸传单时，由于吴积冲体形高大，不小心触动了后座操纵杆，飞机突然开始下滑。前舱的徐焕升和刘荣光还以为是后方有日机追赶，副驾驶正在俯冲规避。于是，徐焕升放开操纵杆，将飞机的操纵权交给后座副驾驶，如此一来，飞机便失控般向下俯冲。幸好，飞机冲到危险高度时，被徐焕升及时发现了，他握住操纵杆向高空爬升，飞机悬崖勒马，化险为夷。
徐焕升等人本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心情执行任务，谁知，当他们驾驶着飞机在九州岛上空穿行时，唯一的麻烦竟是自己人不小心触动了操纵杆，而日本方面的防空警戒松弛得令人难以置信，两架马丁轰炸机简直如入无人之境。陈光斗后来回忆：“飞到日本没有高射炮打我们，毫无抵抗。他们小看了我们，以为中国飞机飞不过来，根本就没有什么准备。”翻阅1938年5月2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看到的亦没有险象环生，只有顺利和从容：“到达该地（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时，敌人均在睡中，闻机声警醒，仓惶放警报，实行灯火管制，但未放高射炮，敌机亦未起飞。”在长崎撒下传单后，“飞越多良岳有明海，经久留米市而直达福冈，遂于该市上空盘旋、散发传单小册。”“离福冈后，即绕飞九州北部一周，散发传单”，最后“向西归来”“从容渡海”。
此时，已是5月20日4时许，两架飞机在日本上空平安飞行了大约两个小时，共投放了超过100万份传单，“警告残暴敌寇万吨炸弹随时可至”。纸弹轰炸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但机组人员还不敢放松。黎明将至，一旦天色转亮，远征队将失去夜幕的屏障，危险更甚。陈光斗记得，回程途中，空军的地面电台不断将沿海敌机的动态、情报传递给他们，他们一度被告知，有敌机从台湾起飞，预备拦截他们，万幸，远征队最终成功躲过了拦截，并没有与敌机正面遭遇。
而从睡梦中醒来的日本人惊讶地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上、屋顶上，到处都是白纸黑字的传单。一家寿司店的老板拾起几张纸片，发现上面用日文印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除了严厉警告，还有谆谆告诫的《告日本国民书》：“老早从昭和六年，贵国军阀就这样对人民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只要满洲到手，就民富国强。可是，占领满洲，今已7年，在这7年之间，除了军部的巨头做了大官，成了暴发户以外，日本人民得到些什么呢？只有沉重的捐税，昂贵的物价，贫困与饥饿，疾病和死亡罢了……”
有苦心劝谕的《告日本工人书》：“诸君，等着等着，解放是不会自己来的，现在正是人民争回自由的时候了。你们是掌握着生产，掌握着日本军阀之心脏的工人兄弟，觉醒诸君伟大的力量吧！”
还有用亲身经历揭露日本军界谎言的《反战同盟告日本士兵书》：“我们负伤而陷于绝地，成为俘虏了，我们想到一定得死，军部不是曾讲给我们听，说中国军队多么敌意多么残忍吗？但我们受着保护，受了治疗，过着毫无不自由的生活。”
日保安部门见到传单如临大敌，立即对辖区展开地毯式搜索。他们一开始仍不相信，中国空军能够飞跃重洋，直抵日本本土，直到将传单样品交给“王子制纸”八伐木工厂进行化验，分析成分后发现并非日本国内生产，才相信这些传单并非本土散播而系空投。
气吞三岛，威震九州
5月20日8时40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先行降落在江西玉山机场。9时24分，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机在南昌机场落地。两架飞机分别加油，机组人员稍作休整后，11时30分，两架飞机汇合后降落在汉口王家墩机场。
不同于出征时的悄然无息，此刻的王家墩机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中共中央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周恩来、陈绍禹、吴玉章、罗炳辉等都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兴奋的人群直接将8位“飞将军”抬到了机场总站前，接受人群的欢迎。
中国空军飞行员徐焕升（右三）、佟彦博（左二）等成功返航后，各界热烈欢迎和庆祝
周恩来（右二）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向远征队赠送锦旗。
5月22日，中共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代表周恩来等人前往汉口航空委员会，祝贺勇士凯旋。周恩来、陈绍禹代表中共中央赠送锦旗，上书：“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吴玉章、罗炳辉则代表八路军赠送锦旗，上书：“气吞三岛，威震九州。”周恩来还热情地称赞中国空军：“我国的空军，是新的神鹰队伍，正因为他们历史短而没有坏的传统，所以民族意识特别浓厚，而能建树了如此多的伟大战绩，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敬意。”蒋介石亦从洛阳发来专电，嘉奖、慰问徐焕升等8位远征勇士。
这次纸弹轰炸并没能阻挡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就军事意义而言，可以说收效甚微。远征日本后不足半年，1938年10月底，武汉失守。但是，这次行动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妄言，打击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让国内外各界看到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和决心。
《新华日报》《大公报》《申报》等各大报都在醒目位置报道此事。5月21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用三分之二的版面，以《为唤醒日寇铁蹄下民众，我神勇空军征日创伟举》为题进行了专题报道。丰子恺专门创作了漫画《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刊登于《中国的空军》杂志。5月23日，著名的《抗战》三日刊在第74期上刊出了邹韬奋先生的《空军远征日本与新的抗战力量》一文，同时该刊著名评论家金仲华在同期的“战局动向”中指出：传单给日本一个警告，百万张传单可以变成百万吨炸弹！又引用英报评论：传单之力，胜于炸弹！
丰子恺漫画《百万传单乃百万重磅炸弹之种子》。原载于《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1期。
英国路透社以《中国飞机轰炸日本》为题，详尽介绍了中国空军远征的经过。苏联《莫斯科新闻》不吝赞美：“最惊人的是中国空军成功的发展，创造出许多光荣的战绩，并完成远征日本的艰巨任务。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占重要地位，无疑在将来要充当更重要的角色。”美联社评论：“中国空军远征日本的成功，证实中国实力甚强，绝非日本所能击败。其投下的是传单而非炸弹，堪称仁义之师。”香港报纸则揶揄日本防空形同虚设：“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本人不得安宁矣。”
香港报纸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但此次远征的确让日本始料未及。著名的日本漫画家宫崎骏还曾据此创作过漫画《九州上空的重轰炸机》。他在漫画中配文：完成任务的马丁立即高速返航，东中国海的朝阳已经升起，但是，第二天的报纸上只有很不起眼的一条消息：“在九州上空出现了神秘的轰炸机……”
宫崎骏据此创作过漫画。
显然，日本媒体刻意淡化了此事，但中国空军的来袭还是对日本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和震动，就连曾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的山本五十六也担心中国空军的再次袭击。据日本海军军人、作家阿川弘之的《山本五十六》一书：1940年，日本为庆祝神武天皇即位2600年，在东京二重桥前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当时文武百官和各界代表纷纷到场，唯独山本五十六拒绝了邀请，不肯出席。当有人就此问及他时，他回答说：“如今日本正与中国激战。如果我是蒋介石的话，我一定集中我的全部飞机，对东京二重桥前的广场实施空袭，一举消灭日本的所有大人物。正是考虑到这种危险性，我才没有前往参加。”
实际上，当年的中国并不知道日本正在聚众庆祝，纸弹轰炸之后，中国空军的飞机再也没有飞到日本上空。直到1942年4月18日，美军16架B25轰炸机轰炸东京，日本本土遭遇了第一次真枪实弹的空袭。轰炸东京后的美国飞机燃油耗尽，迫降在中国机场。面对从天而降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向他们伸出了援手，带领他们穿越沦陷区，奔向大后方。
而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被周恩来誉为“新的神鹰队伍”的空军也在继续战斗。期间，参与“纸弹”轰炸行动的8位勇士有4人先后牺牲，分别是27岁的苏光华、30岁的吴积冲、32岁的雷天眷和33岁的佟彦博。抗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时期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弹”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生活》杂志称赞他为“先于美军杜立特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参考资料：陈应明著《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朱力扬著《中国空军抗战记忆》，陆茂清著《徐焕升：“人道远征”日本的空中骄子》，陈纳德著、李平译《我在中国那些年：陈纳德回忆录》等
本文原载于2020年11月3日《北京日报》
原标题：纸弹轰炸——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一次空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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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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